孙志远：宣传队

┃Personal History

宣传队

© 孙志远／文

　　我的两次大难不死

　　这辈子曾有过几次大难不死的经历，其中两次发生在宣传队。
　　宣传队，全称为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，文革期间遍及工农商学兵各界。1967年夏，我所在的部队也组建了一支宣传队，去师里的东北嫩江农场进行慰问演出。县革委会听说了，就邀请宣传队给县里演一场，地点在县政府的礼堂里。
　　我的大难不死之一，就发生在这场演出中。
　　我们演的都是小节目，节目很短，几分钟一个。宣传队人员精干，男女加起来才十三人。我是主力，什么独唱、二重唱、表演唱、对口词、群口词、诗朗诵，几乎个个有我。演出时，我经常是从舞台这边下去，急速跑过后台，又从舞台那边上来，真是连喘气的工夫都没有。
　　只有演出进行到女声独唱，或是舞蹈节目时，我才可以稍微喘口气。这个时候，我往往是一进侧幕条，便一边解开风纪扣，一边跑向后台侧面的窗户，然后用力一蹬，跳上窗台，接着推开窗户，纵身跳到窗外，大口大口呼吸外面的新鲜空气。这是演出中我最惬意的时刻。在这难得的时刻里，我会分秒必争，美美抽上半支烟，提提神，以利再战。但我绝不会完全放松自己。我会一边抽烟，边听着台上的动静，在节目快要结束的前一分钟，抓着窗框重新跳进后台。然后迅速地整理一下军容，像伏身在堑壕里的战士，静候在侧幕条边，随时准备冲上舞台。
　　这台节目，已在嫩江周边演过很多场，我对演出顺序很熟悉，知道何时应该紧张，何时可以放松，何时可以推窗跳到礼堂外面抽支烟。
　　宣传队给县里的演出是在晚上，人很多，天很热，唱完男声独唱，我已汗流浃背。当我下场走进侧幕条时，女声独唱李金凤挺着小胸脯，握着红宝书，已经拧跶拧跶地上场了。李金凤是通信连的话务员，她的《革命熔炉火最红》唱得深情甜美，歌里的小碎弯儿拐得有滋有味儿，加上又是漂亮的上海姑娘，每回唱完，台下都掌声雷动，至少要返两次场。我知道，我可以好好抽支烟了。
　　像每回一样，一进侧幕条，我一边解开风纪扣，一边朝台侧的那扇窗户跑了过去。我抓住窗框用力一蹬跳上窗台，然后一手抓着窗框，一手推开窗户，与此同时，我的一条腿迈出窗外，身体也跟着探了出去。此刻，只要我抓窗框的手一松，便可轻松地跳出窗外。
　　但是，且慢！
　　就在准备松手的一瞬间，我猛然看见，在我的脚下，有好多的汽车，那些汽车很小很小，像一只只甲壳虫，在马路上跑来跑去。而且，我的脚下还有一溜电灯杆和密如蛛网的电线。我不禁愣了一下：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汽车跑到我脚底下了？但也就愣了那么千分之一秒，或者更短，我猛然想起，下午看台的时候发现，这座礼堂跟别处不一样，它不是单独的建筑，而是建在一座八层高的大楼里，建在大楼的顶层。顶层就是八层。天哪，我这不是要跳楼吗！
　　就在那一瞬间，完全是出自本能，我抓窗框的手一使劲，把已经向窗外倾斜的身体又拉了回来！随即，已经迈出的腿也收了回来！
　　万幸，真是万幸！我没有跳下去。
　　然后，我靠着窗框，站在窗台上，一动不动。我感觉到，我头顶的每根头发都竖了起来，我全身的每个毛孔都张了开来，每根头发和每个毛孔都在往外涌着汗水。我甚至能看见背上的汗水在一阵一阵地往外涌，我甚至听到了汗水涌动的声音！刷——的一声，接着又是刷的一声，像大海的潮汐。我觉得我的后背冰凉冰凉的。我浑身瘫软，一点力气也没有了。我觉得所有的力气都随着冷汗流走了，流得干干净净。我的大脑一片空白，忘了何年何月，身在何处。
　　大孙！大孙！我听到朱队长在叫，备场了，准备上场！
　　我立刻像从梦中醒来，跳下窗台。然后迅速整理了一下军容，静候在侧幕条边，像伏身在堑壕里的战士，随时准备冲上舞台。
　　另一次大难不死，是演出京剧《红灯记》
　　文革期间，师宣传队排了一出《红灯记》。我们只有三十八个人，一个箩卜顶好几个坑。来自河北元氏县的战士小许，从小习武，会打拳，会翻跟头、打旋子，最厉害的是打空翻，能从舞台的这一头一直翻到另一头，是武打戏的主力。演出中，小许不光要武打，还要跑群众，搬布景，打灯光。那天出事，就是因为小许的灯光。
　　第四场《王连举叛变》，小许在顶棚上负责给鸠山打追光。按演出要求，幕启，一束追光打在正接电话的鸠山身上，并随鸠山的移动而移动，直至王连举上场。那天是在师部礼堂演出，大幕拉开，鸠山的念白已经开始，小许的追光却磕磕绊绊，弄得鸠山身上一会儿亮一会儿黑。那时，全剧刚演没几场，相互配合还不大默契。舞台监督刘队长站在侧幕边上，抻着脖子看顶棚，想要提醒他，却又没法喊，急得连声嗨嗨。
　　当时，作为群众演员的我，刚在上一场里喝完粥下来，站在侧幕边上准备换景。见此情景，想都没想，抓着墙上的直梯，蹭蹭地登上了顶棚。那时我们年轻，心怀理想热情满腔，把演出样板戏看得神圣无比，工作积极主动，一丝不苟。
　　借着追光灯漏出的余光，我看见小许窝在顶棚上正费力地摇动着追光灯。我猫着腰，大步跨到近前，告诉小许，跟住，手别晃。小许点点头，效果好了许多。这时，王连举上场，舞台转亮，追光关掉。我赶紧猫腰往回走，准备一会儿换景。
　　问题来了。我上来的时候，脸朝亮光，看得见方向；回去的时候，背对亮光，眼前漆黑一片。我只能凭着感觉往前走，又惦记着换景，不免心急，完全忘了是在顶棚之上。正往前摸黑走着，忽然感到脚下一空，只听咔嚓一声，脚下的天花板被踩漏，我的整个身体便掉了下去！
　　礼堂顶棚的天花板是刨花板制成的，每块大约五六十公分见方，钉在上面的木制龙骨上。人若在天花板上行走，肯定承受不住，所以，龙骨上面铺了几条宽些的木板，以保证人在上面的安全。当时，我对这些全然不知，上来的时候，歪打正着，恰巧踩在了木板上，才没掉下去。回去的时候，就没那么幸运了，一脚踩空，人便往下掉。我想完了，这回完了！
　　千钧一发之际，奇迹发生了。就在我大半个身体已经掉下去的时候，完全是出自本能，完全是未经大脑，我的两臂猛然张开，像是两根粗壮的木桩，直挺挺地架在身体两边的龙骨上！也就因此，阻止了身体的下坠。其形象，如果硬要做个比喻的话，我想，大概有点儿像十字架上的耶稣。
　　耶稣的形象让我获救了。架在天花板上受难的我，听到下面有观众惊呼：腿！腿！还有骚动声。我的受难形象大概保持了几秒钟。然后，我运足了力气，两臂一撑，竟然轻松地把身体撑了上来。我坐在龙骨上，喘了喘气，定了定神儿。然后收回两腿，踩着龙骨，小心地从顶棚上走下来。下来之后，马上又忙着换景去了。直到换完景，我才感到背后一片冰凉。衬衣已经全部湿透了。
　　过了好多天，我还感到两臂酸痛。
　　这是1970年秋天发生的事。现在想来，仍感后怕。因为天花板下面是密密麻麻的观众，而且礼堂前面的天花板离地面最高，至少有八九米，倘若我真的掉下来，后果不堪设想。直到今天，我都有些惊奇，我竟能用双臂架住坠落的身体，又靠双臂把身体支撑上来，因而逃过了一劫。那是难度多高的双杠动作啊，我平时根本做不到，可是那天，居然一举成功。看来，人的潜能真的厉害。
　　十几年后，我回师里与宣传队老战友聚会，顺便到师部礼堂里转了转。那是宣传队经常演出的地方。一抬头，不禁呆住。我看见了当年被我踩掉的那块天花板！那块天花板没有完全掉下来，还有一边与上面的龙骨连着，依旧挂在上面，挂了十几年。
　　我默默望着那块天花板，忽然觉得，它很像顶棚上张开的一张嘴。是的，它太像一张嘴了，默默诉说着我们的当年，诉说着我们曾经的真诚与忘我，诉说着我们的幼稚与蒙昧，也诉说着我们那些被虚掷了的青春与激情。但无论如何，那是我们那一代人独有的、不可更改的青春岁月。我们在其中慢慢成熟，长大。

　　北大荒的一个秋雨之夜

　　四十多年过去了，一直忘不了北大荒的那个秋雨之夜。
　　1969年秋天，师宣传队第二次赴东北，慰问师里农场的同志们，其间也应邀去了一些地方单位演出。其中有个知青农场。演出前，按着惯例，我先到场部采访好人好事。我们的开场节目《献红花》，是个“活套子”，当中有歌有舞有数来宝；歌和舞是固定的，数来宝是活的——每次演出，我们都把当地的好人好事编成数来宝，热热闹闹地颂扬一番，说得台下喜笑颜开，掌声不断。节目最后，演员们手捧大红花跑下台去，给受了表扬的人戴在胸前。于是歌声、掌声、欢笑声连成一片，一下子就把观众的情绪调动起，效果极佳。所以每到一地，我都要现采访，现编词儿。
　　这个知青农场属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，是个生产连。连里知青全是北京、上海的老三届，来北大荒差不多有一年了。接待我的是连里的指导员，四十多岁，好像是转业军人，很和善，也很能讲，时不时还引用一下主席语录。在介绍连里好人好事时，他讲了连里春天时发生的一件事。
　　我现在很难准确地叙述这个故事了。因为那个年代，这类故事很多，有可能记混，但基本意思不会错。说是春耕的时候，山林起火，为了抢救停在那里的一台拖拉机，许多知青不顾个人安危，用树枝和衣服扑打山火。其中一个女知青冲进大火里，登上已经起火的拖拉机，想把拖拉机开出来，结果被烧死在驾驶台上。事后，这位女知青被追认为革命烈士，并根据她生前的要求，追认为共产党员。团里召开了表彰大会，号召大家向她学习。她的事迹还上了报纸，好像还是《人民日报》。
　　我在荣誉室的墙上看到了女知青生前的照片。也就十八九岁，眼睛很亮，透着调皮和可爱，脸上还未脱尽孩子气。照片下边的展览柜里，摆着她扎根边疆、广阔天地炼红心的决心书，还有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入党申请书。旁边，有几样遗物：草帽，水壶，几个她曾戴过的领袖纪念章，一只红卫兵袖标，一本红宝书，塑料皮儿被火烤得皱皱巴巴，部分书页已被烧焦。那份刊登着她英雄事迹的报纸，也摆在展览柜里。
　　离开连部时，我心里有些沉重。我为那个女孩感到惋惜：那么年轻，那么纯真，像一朵美丽的花，还没来得及开放，便在暴风雨中凋落了。曾经对她寄予了无限期望的父母和亲人，该是多么悲伤啊。我也感到有些困惑：为了一台拖拉机而献出生命，值吗？那台拖拉机难道比人的生命还重要吗？
　　当然，也只是想想。想想的东西是不能写进节目里的。能写进去的只能是毛主席挥手我前进，广阔天地炼红心。
　　正是北大荒的秋雨季节。因为下雨，演出只好安排在一座仓库里。仓库不大，只能容纳一百多人，所以我们演了两场，演完已是深夜十一点了。我们准备上车时，知青们冒雨出来欢送。宣传队的女演员小常和男演员小张是北京人，是老三届，一些北京知青就围着他俩问这问那。后来，有个女知青拉着小常哭了，别的女知青也跟着掉起泪来，有的哭出了声。可能是想家吧。其他的男知青也都眼圈红红的。弄得本来要上车的我们，站在车前不知如何是好，气氛有点儿尴尬。这时农场指导员笑呵呵地说，好啦，好啦，请解放军同志们上车吧！于是，我们和知青们握手，上车，关上车厢板。汽车已经发动，几个知青仍用手抓着车厢板，恋恋不舍。我们站在车厢里，弯腰挥手，再见，再见！
　　接下来，令人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。
　　就在汽车即将开动的一瞬间，手抓车厢板的几个知青，突然起腿登车，叽哩骨碌地跳进车箱里。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，又有几个知青纷纷跳进车厢。我们一时呆住，不知发生了什么事。此时，汽车已经向前开动，突然有人在车下大喝：停车！停车！寻声望去，是指导员。
　　汽车停住，指导员怒气冲冲跳上车，开口大骂：生产连的听着，我现在命令你们，马上滚下去！王八蛋，就你们那点儿心思，我早就防着了！一边骂，一边掏出手电筒，对着车上的人一一查看，见到知青就往外拉，往下推。刚才拉着小常哭的女知青也在车上，蹲在角落里直发抖，手电光在她脸上晃了晃，吓得她连忙捂住脸。指导员一把将她拽出来，一边往下推，一边骂：往哪跑？你就是跑回北京，我也能把你揪回来，这是共产党的天下，还反了你了！此时的指导员与其之前判若两人，简直凶神恶煞一般。我惊呆了，简直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。我不明白这些知青为什么要跑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
　　被指导员发现的知青，一个一个被推下了车。最后，指导员又用手电在车上照了一圈，确定再无目标，才关上手电，对我们略略抱歉一笑：解放军同志，对不起了，让你们见笑了。一路平安。说完转身跳下车。汽车开出农场门口了，我们听见指导员还在对知青大骂。内容已听不清，融进了凄厉的风雨中。
　　车上死静，没一个人说话，还沉浸在刚才的惊愕与困惑之中。比起别人，我的心情更难平静。刚才，知青们纷纷跳入车厢时，有一个知青惊慌地挤到了我面前。我感觉是个女知青，因为她的长发就在我鼻子下，散发出淡淡的香皂味。她使劲地往里挤，似乎要挤到我身后。就在这时，农场指导员跳上车来，女知青慌了，急忙蹲下身，一下子掀起了我的大衣，还没等我明白怎么回事，她已经钻进了大衣里面。秋天，北大荒早晚很凉，师农场借给我们每人一件里面带毛的军大衣，很厚，也很长。女知青瘦小，钻在里面，别人难以发现。在指导员拿着手电筒找人，并一个一个往下拽的时候，女知青的两臂紧紧抱住了我的双腿，身子也贴在我腿上，就像抱住救生圈。我感觉到她整个身体都在瑟瑟发抖。直到指导员下了车，汽车开出好一段路之后，我才感到她的双手渐渐放松了。
　　秋雨沙沙，车厢里依然没人讲话。这时，人群里忽地站起一个人，是个男知青，显然是“漏网分子”。刚才一定也是躲在了别人的大衣底下。他长长松了一口气，叫着一个人的名字，问，你在吗？出来吧！那个女知青就从我大衣下面钻出来，回应说，在哩，在哩。听口音，俩人是上海知青。男知青显得很兴奋，用上海话叽哩呱啦说了半天，大概意思我听懂了一些，原来跳进车厢后，马上钻进大衣下面躲起来，是那个男知青出的主意。他为此感到挺得意。也听出他俩的亲密关系，像是恋人。
　　接下来，男知青的上海话变成了普通话。显然是说给我们听的。他把农场指导员一顿大骂，骂指导员是笑面虎，说的一套，做的一套，会上一套，会下一套。又骂指导员是流氓，用入党、提干、探亲做诱饵，奸污女知青。言语间，发泄着对上山下乡的不满。
　　我们听得目瞪口呆。这与我们在报纸上看到的知青生活大相径庭。全车二十多人，无一人搭腔。这是敏感话题，作为军人的我们，只能选择沉默。其实，每个人心里都翻腾不止。两个知青感觉到了我们的沉默，便不再说话。车上一片沉寂，只有秋雨打在帆布车篷上的沙沙声。
　　那天夜里，雨很大，道路泥泞，汽车在荒原上开了三个多小时，才回到我们的驻地农场在嫩江县城里的转运站。两个知青也在那里下了车。转运站旁边不远就是火车站，他俩要坐火车回上海。
　　转运站的管理员老张，那些天一直跟着我们宣传队演出，负责对外联系。这时，他问那两个知青，你们是回去探亲？
　　男知青说，彻底离开，再也不回来了。
　　老张说，那你们的组织关系怎么办？
　　男知青满不在乎地笑了一下，哪里还管那么多，随它去好了。
　　老张又说，你们就这么离开，将来怎么办？
　　男知青摇摇头，将来？能离开这里就是胜利，将来的事情谁晓得！说完，拉着女知青的手，朝火车站匆匆跑去。
　　四野漆黑，秋雨茫茫。透过车站昏暗的灯光，我发现，两个知青都空着手，没带任何行李，既无雨衣也无雨伞，却义无反顾地去了。
　　望着匆匆远去的背影，我脑子里忽然闪过那个为救拖拉机而被烧死的女孩，一时间，心中被困惑塞满，毫无头绪，如同眼前这纷乱的秋雨……

　　一个节目和几个人

　　文革期间，我给师宣传队写过许多节目，皆如过眼烟云，随风而逝，连名字也忘记了。唯有一个节目，让我终生难忘。因为它差点给我带来厄运。
　　1973年初，我从连队被师文化科临时抽去写节目，为组建新一届宣传队做准备。有天在图书馆里翻资料，看到一张毛泽东在飞机上的照片。此照很有名，是1957年3月，毛泽东从徐州飞往南京途中，由著名女记者侯波拍摄的。郭沫若还为这张照片题写过一首诗，说是机内和机外有着两个太阳，等等。照片上的飞机，就是我们专机师的，伊尔-14型，4208号。我眼前一亮，觉得是个好题材。那个时候，歌颂伟大领袖是文艺的神圣使命。另外，“九一三”之后，穿绿裤子的陆军老大哥进驻机场掺沙子，弄得穿蓝裤子的我们灰头土脸，好像犯了错误。心里便想，如果以毛主席坐专机的事写个节目，对于宣传我们师的光荣历史，振奋部队士气，必定大有好处。于是查阅资料，埋头数日，写了一个叙事诗朗诵，名曰《幸福的航程》。
　　宣传队成立后，《幸福的航程》在西郊机场首次演出，反响强烈，大受好评。师里范政委看了，当晚把宣传队留在礼堂，又是握手，又是讲话，激动得不行。范政委是“九一三”之后，从陆军调来的，他说，到师里工作快两年了，从来不知道我们师还有如此光荣、如此让人骄傲的历史。他感谢宣传队帮他补上了这一课。范政委当场决定，《幸福的航程》要成为宣传队的保留节目，每年新兵入伍，新飞行员到部队，都要演出，进行传统教育。大家听了，备受鼓舞，第二天又把节目细抠了一遍，以求完善。却不料，事隔几天，宣传队转至沙河机场，正准备继续演出时，突然接到师里通知：演出取消，《幸福的航程》要接受调查。
　　宣传队里议论窃窃，不知发生了什么事。文化科王科长把我单独叫到屋里，脸色阴沉地告诉我事情的缘由。原来是部队里有人给上面写了告状信，说《幸福的航程》是大毒草，为林彪死党胡萍歌功颂德，为其翻案。那时，“九一三”事件虽说已经过去两年多，清查工作也已基本结束，但在空军依然是敏感话题。告状信直接写给了空军政治部高厚良主任。高主任马上做出批示，要对此事进行调查。
　　当时，空军正好有个派驻我们师的工作组，此事便责成工作组代为调查。接受调查的自然是我。师里通知，让我立即赶回西郊，参加第二天的师党委扩大会，接受工作组的调查。
　　当天下午，我忧心忡忡地从沙河赶回西郊。那时，我刚刚结婚三天。新房安在西郊机场，我在简陋却温馨的新房里只住了半天，便去了沙河，准备参加演出。却不料现在又返回来了。这让独自在家休婚假的妻子喜出望外，以为领导照顾新婚的我们。当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给妻子之后，她满心的欢喜如同遭遇了突如其来的冰雹，顿成千疮百孔，贴着喜字的新房立刻被愁云笼罩。
　　老实说，那时候，我已做好了最坏的打算：开除军籍，押送原籍，劳动改造。我之所以这样想，因有前车之鉴。文革初期，师里就发生过好几起因言获罪的事。其中一人，是与我同年入伍的长春老乡，罪名是在班里的批判会上说，刘少奇的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》并非全错，也有对的地方。于是部队召开批斗大会，当场被扯去领章帽徽，押送军事法庭。还有一人是1965年入伍的四川兵，爱看书，也看抬扛，在跟别人辩论“人为什么会犯错误”时，说每个人都会犯错误，包括伟大领袖。部队又是一通批斗，当场被宣布为反革命分子，开除军籍，押送回乡。“九一三”之后，被错误处理的干部就更多了。
　　现在，有人诬告《幸福的航程》为林彪死党翻案，罪名一旦成立，我必定在劫难逃。我不能不为前程担心。此事不仅关系到我自己，也关系到新婚的妻子。我对妻子深感愧疚，连婚假都没度完就被命运给了当头一棒！那天晚上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，不知明天等待我的将是什么命运。
　　很多年以后，我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。
　　告状者是师里一位飞行大队的副大队长。告状之事，说来话长。“九一三”发生的前两个星期，副大队长所在的飞行团不知从哪里搞来了林立果的“讲用报告”，组织中队以上的干部学习讨论，并传达了吴法宪对林立果的吹捧言论。吴说林的报告放了政治卫星，说林立果是天才，说林立果在空军可以“指挥一切，调动一切”，等等。没人敢唱反调，很多人跟着表态，吹捧，言不由衷。副大队长表态尤为积极，誓死紧跟林家父子。
　　但也有例外。与副大队长同一大队的王政委，不但不表态，甚至对吴法宪的吹捧言论提出了质疑。王政委在讨论会上说，把一个二十几岁的人说成天才，这是吹捧；又说，让一个既没当过兵，又无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指挥空军的一切，调动空军的一切，这是不负责任的。
　　毫无疑问，不识时务的王政委立刻遭到众人的批判。那位副大队长更是慷慨激昂，措词激烈。团里和师里都认为王政委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，责令他作深刻检查。王政委却死抗到底，拒不检查。结果也就可想而知，王政委被扣上“反林立果”的帽子。那时候，反林立果就是反林彪，反林彪就是反党、反毛主席。于是问题升级，性质变了，师里、团里准备对他进行严肃处理。
　　假如“九一三”晚发生几天，王政委很可能就被处理了。后面的一切也就不会发生了。可是，偏偏就在这时，“九一三”发生了，林彪倒台了，于是事情整个翻盘了。王政委的错误不但不存在了，甚至成了反潮流的有力证明。因此，王政委的命运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。“九一三”之后，飞行团里许多营以上干部被处理了，或是审查，或是停职，或是转业；王政委不但未被处理，还被调到师里文化科，王政委变成了王科长。大队政委是营职，科长是副团职，显然升了一级。那位副大队长心里会做何种感想，是不难体味的。
　　王科长上任后，很想在部队文化工作上有些作为，上任不久，便开始抓宣传队，抓节目创作。也就是在这个情况下，我被王科长临时抽出来写节目，写了三个月，写了整整一台，其中就包括《幸福的航程》。心里一直不平的那位副大队长以为终于找到了机会，便一封告状信捅到了上面。其实，他也是专机师的老人了，很清楚执行专机任务是怎样一回事，更不相信什么为胡萍翻案的鬼话。他告状目的就是想借此整一下王科长，以泄私愤，并捞取政治资本往上爬。那个时代，昧着良心整人的人，挺多。
　　这是三十多年后，王科长告诉我的。我曾在那个飞行团工作过，认识那位副大队长，见人经常笑嘻嘻的，想不到他会这一手。也就因此更加明白，冠冕堂皇的言辞背后，往往隐藏着不可告人的个人目的。但在当时，这一切，我完全不知，只是觉得厄运来临了。
　　第二天，我以被调查的身份参加了师党委扩大会。参加会议的有十几位师里领导，还有五六位空军工作组的人，都端坐于会议桌前。后来知道，师党委扩大会要研究的事情很多，调查节目的事，是其中一项。我被单独安排在一个角落里，坐在一把孤零零的椅子上。这样的安排，让我不由想起一些与审问有关的电影画面，心里压力不免陡然增大。
　　向我调查的是空军工作组的人。四十多年过去，具体对话记不清了，但大概内容还记得。
　　工作组问：你为什么要写《幸福的航程》这个节目？是谁给你布置的任务？
　　我一下子明白，工作组调查的目的，是想搞清此事有没有后台。我想我绝不能牵扯任何人，于是回答说，没有任何领导给我布置这样的任务，也没有任何人建议我写。我写这个节目，一是出于对毛主席的热爱，二是想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段光荣的历史。
　　又问：你知道不知道节目中所写的那次专机飞行，是胡萍飞的？
　　我恍然大悟。告状者说《幸福的航程》为胡萍翻案，原来是因为节目里写到了毛主席第一次坐专机的事，而那次飞行的机长恰恰是胡萍。老实说，这一点，我确实不知道。因为在我看到的材料里，执行此次任务的机组成员都没有写具体名字，而是以职务相称。现在想来，材料是“九一三”以后整理的，那时的胡萍（曾任专机师师长、空军副参谋长）已被定为“林彪死党”，材料里自然隐去了他的名字。而我认为这是文艺节目，没必要交代机组成员的名字，也就没有去了解。我说明了这一点之后，解释说：毛主席坐我们师的专机，大约有二十几次，执行过任务的机长不只有胡萍，还有其他的机长。节目中，不仅写了毛主席第一次坐专机时的事，也写了另外几次的事。所以，节目中的机长并不是某一个具体的机长，而是所有执行过毛主席专机任务的机长的代表。
　　接下来又问，毛主席一年四季里都坐过专机，你在节目中把时间放在了春天，而春天的那次任务正好是胡萍飞的，为什么？
　　问话有点咄咄逼人，似乎不整出问题绝不善罢甘休。会议室里的气氛也越来越紧张。紧张的不仅是我，还有师里领导。假如节目真有什么问题，他们肯定逃脱不掉领导责任，甚至卷入更大的麻烦。我说，我把时间放在春天，是因为春天生机勃勃，更有诗意。
　　问话的人对我的回答有些不大满意，正要继续提问，忽然一个声音响起：小同志，我有两个问题想问你。
　　这话显然是对我说的。寻声望去，说话的人坐在会议桌前，四十多岁，我不认识，像是工作组的领导。
　　他问，小同志，你今年多大了？口气很和蔼。
　　我说，二十七。
　　又问，你认识胡萍吗？
　　我说，他曾是我们师长，在营区走路时遇见过，敬过礼，但没有说过话。
　　他不再问我，转向众人说，我来说两句吧。
　　主持会议的范政委马上说，好，请张积慧副司令员讲话。
　　张积慧？我心里一怔。对我们这代人来说，张积慧的名字家喻户晓，如雷贯耳。我念小学的时候，就从课本里知道了这位空军战斗英雄。他因在朝鲜战场上击落了美国王牌飞行员戴维斯，而闻名全国。想不到今天，竟在这样的场合里见到他。后来知道，张积慧是空军派驻我们师的工作组组长。
　　张积慧对大家说，一个小同志，出于对领袖的热爱，写了一个节目，本来是好事，却硬要说是为胡萍翻案，我看没什么根据。我们有些人，动不动就给别人上纲上线，这个风气很不好，弄得大家草木皆兵，前怕狼后怕虎，还怎么工作？我看，这件事，到此为止，别再浪费时间搞什么调查了。大家要集中精力，做好我们的专机工作，这才是最重要的事。你们看好不好？
　　一锤定音。所有的人都松了一口气。
　　这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。张积慧表态拍板后，一位师领导马上说，那次的主席专机哪是胡大麻子飞的，是我飞的嘛！主席还和我讲话了嘛！
　　我听了，不禁一愣：这话怎么不早说？如果真是你飞的，这个节目不就没问题了，何苦让这么多的人担惊受怕？
　　张积慧看了一眼那位师领导，没接他的话茬，而是转向我说，小同志，以后写东西，一定要谨慎，文艺这东西很复杂，稍不注意，就有可能犯错误。
　　我连连点头，内心十分感动。
　　事情终以一场虚惊结束。
　　在我后来的日子里，每每忆及此事，仍然会想，假如没有张积慧的一锤定音，事情会是什么结果呢？真的难说。在充满阶级斗争观念的年代，什么荒唐事都有可能发生。于是也就越发感激张积慧，感激他的实事求是，感激他的心地善良。
　　世事难料。七十年代末，忽然听说，张积慧遭人排挤、诬陷，被免去空军副司令职务，弄到四川一个军工厂去当副厂长，为其深感不平。后来，又听说他转业到烟台，当副市长，主管计划生育，觉得可惜，可叹。再后来，听说排挤他的人被免职，历史终还他以清白，他又回到空军，回到北京，安享晚年，深感好人终有好报。
　　十几年前，有次和空军总医院的冯天友院长聊天，得知他与张积慧很熟，便讲了上面的故事，请他转告我对张积慧副司令员的敬意与祝福。
　　末了，我说，到现在，我还记得他高大魁梧的样子。
　　不料，冯院长却说，张积慧并不高，中等个。
　　中等个？我心里有些纳闷，怎么会是中等个呢？那天在师党委扩大会上，我看得清清楚楚，他不但身材高大，而且声若洪钟！
　　几十年了，这个印象一直刻在心里。

2014年3月22日，写于美国加州

　　本文选自《凡人往事》，孙志远／著，上海三联书店，2017年8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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